走近心灵 大哉，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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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心灵》（ 范學德著）
| 《走近心灵》 |
| 序 |
| 道成肉身 |
| 罪人的對話 |
| 太初有聖言 |
| 大哉，中華文化 |
| 後記 |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6：8）
目录 |
[编辑] 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
[编辑] 吵了一千多年的架
主後635年，基督教傳入中國。此後，不管在華傳福音的基督徒持什麼樣的神學觀點，他總得同中華文化打交道。孔漢思（Hans Kung）把打交道的七種模式概括為三大類型：一是外表的同化（聶斯托留派）或不同信仰的混合（摩尼派）；一是傳教衝突（十七至十八世紀）或文化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以及反傳教；一是互補的融合（利瑪竇）以及外來宗教的本土化。（注一）
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分析了近兩千的教會歷史，將關於基督與文化的關係的主張歸納為五種，一是反文化，認為基督與文化互相“對立”；一是混同，主張基督與文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西方文化等於基督教文化；第三種是綜合，基督在文化之中又超越文化；第四種是基督與文化相反相成；最後一種是改造論，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它以奧古斯丁和加爾文為代表。（注二）
在上兩個世紀中，反文化的主張是中國教會裏占支配地位的看法。認為文化已經深深受罪惡所腐蝕，失去了改造的可能，基督徒不要愛這個世界，而“政治、教育、文學、科學、藝術、法律、商業、音樂，等等──正是構成這世界的事。”在這樣的神學觀點的影響下，除了極少數的弟兄姊妹外，絕大多數的華人基督徒放棄了自己對文化的責任。
有人用兩個比喻（吃飯與吵架），來說明中華文化與外來宗教之間，撞擊、摩擦與融會的過程。吃飯說的是印度佛教，說這頓飯吃了上千年。意思是說佛教自漢傳入中國，與中國的文人爭論了一千多年，才融入中華文化，今天的中國人沒有認為佛教是“洋教”的。
吵架說的是基督教，基督教自傳入中國後，與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知識份子少說也吵了幾百年，但吵架的雙方還沒有見面哪！意思是說彼此對對方還缺乏基本的瞭解。所以，至今還有許多中國人把基督教視為西方文化，洋教。對此，我們不能不反省問題出在哪裏。
[编辑] 一種思路
問題出在許多基督徒全盤否定或漠視中華文化。有鑒於此，何世明牧師提出了一種向華人傳福音的新路向：即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看法：“透過文化只是方法，而傳揚基督才是目的”。（注三）
“要透過文化傳揚基督，有兩大途徑，其一是使基督的生命進入文化之中；其二是使文化進入基督的生命之中。”而無論哪一種途徑，“我們都切勿忘記要高舉基督，特別切勿忘記基督本身之超越性”。（注四）
透過文化向華人傳揚福音，有三方面要注意的：“一是不要把基督教與西方文化混為一談，必須強調基督教的超越性與普世性。二是根據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證明中國文化之根是有神論而非無神論，所以基督教使中國文化重回到有神論之路，便是復興中國文化而非推翻中國文化。三是由中國傳統文化所認識之上帝觀，尚有不完全之處。基督教之使命，便是要對之修正補足以使其成全。”（注五）
何牧師的哲學看法我都深深贊同，因為問題很簡單，人是不可能逃離文化的。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說，“人是文化的動物”，或者人是符號的動物，語言、神話、藝術、宗教、歷史和科學，就是人所使用的符號之網上的各個部分。
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傳福音是不可能離開文化的，問題只在於人們使用的是哪一種文化，就連反文化，也是一種文化觀點。
[编辑] 三個原則
透過中華文化來傳福音是有原則的，這裏主要討論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既是超越的，又是內在的。
這條原則的根據是保羅說的，上帝“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4：6）。這可以解析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上帝超越一切。上帝不受任何時間、任何空間和任何文化的限制，更不可能為任何一種文化所壟斷。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也是東方人、中國人的上帝。祂是所有的人的創造者，萬王之王；另一方面，上帝又具有內在性。上帝可以進入任何一種文化之中，改造一切文化。在歷史上，祂已經進入了西方文化之中，我們華人基督徒的盼望和祈禱就是，上帝也快快地進入中華文化之中吧。
第二個原則：“所有的真理都屬於神”。
耶穌就是真理。人只能發現真理而不能發明真理。美國神學家愛德華滋說，“一切存在和美的基礎以及源頭……一切存在和完美都屬於祂，由祂而來，也歸於祂。上帝和祂的美在過去、現在都一樣，是所有存在和一切卓越的總和。”（注六）
人心的確墮落了。但儘管如此，“上帝仍將各樣傑出的才華投入人心，用以裝飾人心。假如我們相信，上帝的靈是真理唯一的源泉，那麼，不管真理在何處顯明，我們都不應該拒絕或藐視，要不然我們就是侮辱上帝的靈了”（注七），信不？這話是加爾文說的。
第三個原則：人的墮落也表現在人所創造的文化中。
我們絕對不能低估人的罪性對文化的影響，有罪的人所創造的文化絕對不可能擺脫罪。無論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已經被“扭曲”了、被“污染”了，這是我們每一天都能見到的現實。我們相信，唯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從根本上清除在中國文化中堆積的沉重的文化垃圾。
[编辑] 文化接觸點
要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就必須仔細尋找基督教信仰與中華文化的接觸點。
在豐富的中華文化中，包含著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契機。對此，有兩個思路值得重視，一條是何世明牧師和一些前輩提出的觀點：必須回到中華文化的源頭上。中華文化的根是有神論而不是無神論。中國古代的聖賢們是用“天”（或者“上天”、“上帝”、“神”）來描述他們所尋找的上帝，老百姓則稱其為“老天爺”、 “老天”、“天公”。但由於上帝沒有親自向古聖賢們啟示祂自己，於是，“天不言”，是隱蔽的、模糊的，就構成了我們前人的經驗。但如今，通過聖經我們知道了，上帝就是我們祖先苦苦尋找但終究沒有找到的“天”、“上帝”，並且，在拿撒勒人耶穌的死與生（復活）中，我們看到了上帝。
另一條思路是孔漢思概括的，就是基督教與中華文化在文化和倫理這兩個層次上，有許多地方可以貫通，但在信仰上必須作出取捨抉擇。（注八）
筆者認為，人性論的問題，也是中華文化與基督教接觸的一種重要焦點。
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我們還必須非常清醒地面對中華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牴觸點。例如即使在今天，祭祖仍然是許多人走向耶穌的巨大障礙。此外，罪與拯救的觀念都是中華文化中嚴重缺乏的思想，也是中國人很不願意聽到的信息。但這不能不講，要不然，就不是傳福音了。
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是華人基督徒一個艱巨的歷史使命，它需要的是更多的代禱、支援和嘗試，而不是無休無盡的指責、批評和潑冷水。
[编辑] 提要
1. 基督與文化的關係有不同的模式。 2. 要善於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並仔細尋找基督教信仰與中華文化的接觸點。
[编辑] 注釋
注一：孔漢思（Hans Kung），《中國宗教與基督教》，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第4章。 注二：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基督與文化》，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台南，1986年，第一章。 注三：何世明，《基督教與中國命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1991年，第29頁。 注四，注五：同上引，第30頁；第25頁。 注六：轉引自嘉柏霖（Frank E. Gaebelein），《當代基督徒人文素養》，校園書房出版社，臺北，1998年，第92頁。 注七：同上引，第69頁。 注八：同注一，跋。
[编辑] 老虎的尾巴
[编辑] 小心誤觸地雷
有些話，有些事，無論別人怎麼說得，行得，但是對一個傳福音的使者而言，就是說也說不得，行也行不得。
向大陸人傳福音，有些話，大陸人說得，但是非大陸人卻說不得，千萬說不得，說了不僅對傳福音沒有什麼幫助，反而會阻礙了福音進入人的心。
這些不能說的事情包括：你在傳福音時，不能當著來自大陸的朋友一個勁地說大陸怎麼窮，怎麼落後，怎麼不民主不文明，或者大陸過去政治怎麼黑暗，或者毛澤東、共產黨如何如何。這些東西，儘管你批評得如何正義在胸，慷慨激昂，但效果常常適得其反，你福音還沒有講呢，就已經傷了他的心，傷了他的感情，而當一個人的情感受到傷害之後，即使你講的信息再好，他或者她，也可能聽不進去了。
窮人最不願意你當面說他窮。即使你說的時候是著眼於事情，但他聽起來卻是付諸於情感。非大陸人嚴厲批評大陸的社會、政治和歷史的問題時，引起來自大陸的朋友的第一個反感就是，他認為你瞧不起大陸人。
老虎的尾巴確實是摸不得的，一摸，老虎就要跳起來，此時除了聽到自己呼呼喘出的怒氣之外，老虎還能聽到什麼呢？
對於許多大陸人來說，大陸的落後、不民主，正是老虎的尾巴，或者地雷，碰不得，也踩不得的。小心，別誤觸了地雷！
[编辑] “你們大陸人”
當心不要踩到大陸人的地雷，在一些兄弟姊妹看來，這也許只是個語言技巧的問題，表達的問題，甚至只是一時口誤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也許是個心態的問題，是自己是否真正把大陸同胞當成骨肉之親的問題。儘管人可以同種、同文，但未必能同心。換句話說，頭髮是黑的，皮膚是黃的，未必能在彼此之間帶來骨肉之親情。
保羅有兩句話，真值得福音的使者永遠銘記在心，他說：
“對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為了要得著猶太人；對律法以下的人，雖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還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為了要得著律法以下的人……對軟弱的人，我就成了軟弱的人，為了要得著軟弱的人。對怎麼樣的人，我就做怎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一些人。”（《林前》9：20、22引自《新譯本》》
“我在基督裏說的是實話，並沒有撒謊，因為我的良心在聖靈裏一同為我作證：我大大憂愁，心裏常常傷痛。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親，就算自己受詛咒，與基督隔絕，我也甘心。”（《羅》9：1-2引自《新譯本》）
套用保羅的公式，那就是在大陸人當中，我就做一個大陸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一些大陸人。更進而言之，我的心要如同保羅一樣，看到自己的骨肉同胞還有許多人沒有得救，就心中大大憂傷，為了他們的得救，就是自己吃再多苦，也心甘情願。
一些傳福音的兄弟姊妹在批評大陸時，為何引起了大陸人的反感，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大陸人的骨肉同胞，他們是站在大陸人以外的角度去評判大陸的社會。有時，他們甚至會不自覺地說你們大陸人如何如何，這樣就不能不引起來自大陸的朋友的反感。
傳福音，首先要讓人認識的是耶穌基督，而不是我們的政見，不論這政見是高見還是低見。把人帶到耶穌面前，首先是要讓個人承認自己的罪，而不是要讓他認識到他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是如何如何地邪惡。其實，人若真能認識到我有罪了，那麼，他一定也會清楚地看到，我已經生活在一個罪惡的世界中了，不論這世界是東方還是西方，是大陸還是臺灣、香港。
[编辑] 福音的大能
大陸人曾經身受種種之苦，這是世人皆知的。對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即使你不提那些傷心事，他們的心也早已經被傷害了。但主要我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醫治傷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對於那些心碎的人，他最需要的不是再一次宣判死刑，他渴望的是醫治，是安慰。
主耶穌“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太》8：17），設身處地認同大陸人，把他們的苦難視為自己的苦難，不再說“你們”，而是“我們”。當福音的使者用愛心說出“我們”的時候時，他就知道該如何“代替”與“擔當”了。
主耶穌的態度是：“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賽》42：3）
主耶穌呼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這就是傳福音的一個方法，去安慰，去醫治，去代替，去擔當，把人帶到主耶穌面前，通過主耶穌，使人與上帝和好。
[编辑] 提要
1. 大陸的某些事情是大陸以外的弟兄姊妹批評不得的，容易傷感情。 2. 在大陸人當中傳福音，就要做一個大陸人，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總要救些大陸人。
[编辑] 化解民族主義情結
[编辑] 歷史的傷痛
向中國人傳福音難，向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傳福音難上加難。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許多愛國的知識份子心中，至今仍有一個很深的歷史傷痛，即基督教傳入近代中國，是與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瓜分中國的炮艦政策拴在一起的，它是國恥。而保護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又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它牽動著國難。
一部中國近代史，“救亡”是一個最突出的主題。
民族要獨立，國家要富強，這是中國人作了一百多年的夢。為了這個夢，有多少人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如今，雖然中華民族已經獨立了，但祖國的“富”與“強”仍有待時日。讓中國成為世界強國，這至今仍然是許多中國人的夢。
人，誰沒作過夢？即使是一個窮光蛋，也有個時辰夢想過有朝一日家產萬貫，這不足為奇。而一個曾經被壓迫的民族夢想獨立，夢想富強，這更是在情理之中。更何況這個民族又是一個大民族，又在歷史上幾度輝煌過，於是，她的夢在情在理之上都增添了幾分悲壯的色彩，並且也顯得格外沉重。
毛病出在哪裏呢？就在於這個夢在許多人心中竟然成了至高無上的目標：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國家的“富”與“強”，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在這個最高目標面前，其他任何的目標，民主也好，自由也好，人權也好，統統都得讓路。而歷史的屈辱又使得強國夢帶上了神聖的道德色彩，不容任何人置疑。
在這個夢的陰影下，信教（信耶穌）就成了不愛國的同義詞，就有了“多了一個基督徒，就少了一個中國人”的這種論調。而華人基督徒的某些神學理論、某些作法，也給了這些議論一個結結實實的證據。
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段沒有發表的文字：應當感謝毛澤東，他幫了基督教一個大忙，替基督教摘下了“洋教”的帽子。今人說他是混世魔王也好，蓋世豪雄也罷，反正當年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又說又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而這個“大救星”是絕對容不得“救主”的。於是，基督徒受控制、受歧視、受迫害就命中注定了。天安門城樓上一聲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麼，外國傳教士統統都得夾著皮包走人；不走，趕你走。至於死也不想離開故土的華人基督徒，區別對待：要求進步的、革命的、反戈一擊的、賣主賣友的，統統招安，成為統戰的花瓶，或者，充當從內部攻破堡壘的新時代的猶大；對堅持信仰的，那是該教育的教育，該批判的批判，如果這兩招不靈，不足以使他們背棄主的名，那就戴帽子的戴帽子，關監獄的關監獄，砍頭的，砍。
我們在傳福音時應當有勇氣說：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我們基督徒與我們的骨肉同胞一起經受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苦難，並且，我們遭受苦難，僅僅是由於我們信耶穌。但在苦難中，我們依然愛著我們的鄰居，為自己的祖國禱告。從此，信教就是不愛國的罪名可以休矣，而基督教是“洋教”的帽子，也可以收入歷史檔案中了。
[编辑] 需格外小心的兩個去處
化解“信教等於不愛國”的心結，有兩個地方必須格外小心。
第一，當我們面對中國近代教會史的時候，必須以反省的精神看待歷史，謙卑地在上帝和在世人面前承認我們的前輩所犯的錯。如果我們單單講基督徒在中國怎麼怎麼被迫害，那不但會激起人們強烈的反感，而且，也與全面的歷史事實不相符合。
梁家麟曾分析了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屢屢發生的教案衝突，他說，“事實上，傳教士某些不當的措施和行為，也是促成教案爆發的主動者”，他舉了三方面的原因，在歸還教會財產過程中的處理不當；某些天主教傳教士濫用教廷與中國官階品位的對照，舉止逾禮；以及傳教士干涉司法判決等等。再加上地方官員由於怕洋人而偏袒教民，就逼得平民百姓只好上梁山了。（注一）
第二，當我們面對當代西方世界時，我們必須持守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西方世界是一個複雜的世界，其中基督與敵基督的力量之間的較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縱看當代，幾乎所有重要的反基督的思潮，最初都是從西方產生的。有些時候，某些基督徒太熱心證明基督教信仰的力量了，就把他們心目中西方世界一切的好東西，無論是科學與經濟的發展，還是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確立，都歸結為基督教的影響，都是上帝對西方的祝福。這種簡單的邏輯，並無助於認識基督教與西方文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反而容易把基督教的信仰等同於甚至是消溶于西方文化之中，也為那些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人們在反對西方時，同時找到了反基督教的藉口。
[编辑] 兩種聲音
毫無疑問，在地上絕對不可能建立起天國，哪怕這是我們深深摯愛的黃土地。但是，對生我們養我們的這一塊熱土，我們基督徒必須承擔起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向中國人傳福音中，基督徒應當發出兩種聲音：先知的聲音和愛的使者的聲音。
先知的聲音，集中到一點上，就是審判這個世界的不義。換句話說，傳福音不能只講個人性的罪，也必須指責社會性的罪，指責制度上、社會結構上的罪。先知阿摩司痛斥那些以色列的富人和有權勢的人，他們為了銀子賣義人，為了一雙鞋賣窮人。他們踐踏窮人的頭，好像踐踏地面的灰塵。而上帝的心意卻是：“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5：24）。這樣的聲音，不正是上帝在今日中國要發出的聲音嗎？不正是中國的基督徒應當發出的聲音嗎？
愛的使者的聲音，集中到一點，就是告訴中國人，上帝是愛，主耶穌愛中國人。我們是替基督勸中國人與上帝和好，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就是要以耶穌的愛來為中國人服務。而最美的事莫過於，在基督裏，我們會看到一種新的中國人，可名之為“基督徒君子”。
[编辑] 提要
1. 在傳福音時，留心不要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 2. 應當以反省和批判的精神，來認識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和當代西方社會。 3. 基督徒在當代中國要發出先知的聲音和愛之使者的聲音。
[编辑] 注釋
注一：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天道書樓，香港，1988年，第111-114頁。
[编辑] “批孔”是自取其辱
[编辑] 從“批孔”說起
自從五四運動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以後，“批孔”（全稱“批判孔子”）就成了時髦、新潮，與解放、進步，甚至革命這些響噹噹的辭彙都聯繫到一起了。我中學畢業後，大陸又開始了一場“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怎麼把林彪和孔子綁到了一起批，大概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那時，中國大陸上上下下都“批孔”，文革後才聽說，當年有一個硬漢子拒絕“批孔”，他就是梁漱溟。面對著逼迫他要他批判孔子的巨大政治壓力，他絲毫不為所動，莊嚴地宣告：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一九九九年，我才又知道當年另有一個硬漢子也拒絕“批孔”，他是基督徒，名字叫王明道。梁在說“不”時，他還有人身自由，是為民主人士；而王說“不” 時，他已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且被關在監獄中。王明道當著政府幹部的面宣告：“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穌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師，我不能批評他”。（注一）
作為一個中國人，批判孔子是自取其辱，這話值得傳福音的華人基督徒三思而後行，因他羞辱的豈止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文化——中華文化。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编辑] “主”與“師”
向華人知識份子傳福音，是不可能不遇到孔子的，到底該怎麼樣看待孔子呢？
1983年，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專家張岱年在曲阜召開的“孔子學術討論會”上提出：“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或者說應該過去了。反孔的時代也已過去了，或者說也應該過去了。尊孔就是以孔子為偶像而極力崇拜，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這樣就會堵塞探索真理的道路，阻礙社會的進步。反孔就是對孔子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這也違反了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現在我們的任務是研孔、評孔。對孔子進行研究，進行分析，進行評論”。（注二）張的看法，可以說代表了大陸學術界對孔子的主流的看法。
那麼，在華人基督徒中間又是如何看待孔子的呢？
一種路子是徹底否定，其根據就在把孔子劃到不可知論、人本主義的行列中，章力生的某些著作可作為這條路子的代表，比如他的《人本與神本——對於人文主義的神學反思》和《人文主義批評》即為代表作。他判定，孔子的學說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
另一條路子是對話與更新。這裏的出發點是把孔子視為“師”，而“師”是要“尊”的。周聯華牧師就明確地說：在我的心中，數十年來都有同一個原則：拜耶穌、尊孔子、敬祖宗。
他說：對孔子，我是“尊”，尊他為聖人，尊他為“至聖先師”，尊他為“萬世師表”，尊他為“集大成”。但周又說，無論他對孔子怎麼尊，都是把他當成一個人、一個偉大的人來尊重、尊敬，而不是崇拜。周明確指出，神是“拜”的，人是“尊”的。（願意更多暸解周牧師系統的看法，請看《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一書，宇宙光出版社。）
在區別“拜”與“尊”，也就是神與人的基礎上，我們就面臨了一個問題，也就是在孔子以及中華文化中所包含的“一切好的東西”，我們要不要去學習、去會通、去轉化、去繼承？或者借用耶穌的話來問：要不要去“成全”？
我認為，我們要看到，福音不僅有“拆毀”的一面，也有“成全”的一面。那什麼是“成全”呢？何世明舉孟子的仁義禮智四端為例說：所云成全，便是我們若以耶穌的一生行事，以解釋與衡量孟子原來的思想，便將較諸原來的概念，更具新意，更有生命，就像耶穌對舊約“律法和先知”的解釋一般。這便是耶穌基督的“成全”之道。（注三）
[编辑] 研孔與評孔
《漢書》〈藝文志〉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自七十子後，對孔子思想的解釋真可謂五花八門，孟子和荀子同宗孔子而言性善性惡，董仲舒與王弼對孔子的解釋有南轅北轍之別，朱熹與王守仁皆自命繼承了孔學的真傳，但有理學與心學之分，至於康有為之下，更是眾說紛紜了。
難道，基督徒就不能另立一說嗎？
我以為是有可能的。在前文〈透過中華文化傳福音〉中，我已經談了粗淺的看法，下面再談幾個看法。
第一：回到孔子對“天”的看法上。
孔子所謂的“天”是什麼呢？馮友蘭認為，孔子所說的天，基本上仍然是當時傳統宗教所說的天、帝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注四）張岱年也多次指出，孔子哲學中，最高範疇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決定者，天是有意志、有智慧的。
孔子對待“天”的基本態度是：“敬天”，“畏天命”，不“欺天”。
只有在聖經中，我們才能找到孔子沒有找到的“天”是什麼。
第二：否定孔子思想中的謬誤。
明代的李贄有段名言，說自漢唐以來千百餘年間，“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更早的，《墨子》中有〈非儒〉論，而老子則云“大道廢，有仁義”。很顯然，否定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並非自五‧四而起。這也就是說，在孔子的學說中，存在著“非”，並且，這“非”至今仍然在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
孔子之非何在？有的學者指出：如他的尊君思想與等級觀念，如“述而不作”，輕視創新，如宣揚德治，而忽視法制，如推崇禮樂，而鄙視農稼。
從基督教的信仰出發，我們可以對孔子之非作出更深刻的解析。
第三：接受某種程度上的“倫理上的雙重身份”。
這是孔漢思提出來的，他說：“一個中國人在基本倫理態度、舉止行為和做人準則（怎麼樣對待他人、自然和神）方面，如果沒有接受許多儒家（道教、佛教）傳統的影響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一個人可以在信仰上完全接受基督教教義，但在倫理上又是儒家的，只要這些儒家的倫理“和福音書所宣傳的基督教基本倫理觀念不是矛盾對立的”。（注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殺身成仁”，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如“三人行，必有我師”，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等。
第四：彌補孔子思想的不足。
即使在孔子所發現的那些偉大的思想中，也有相當的不足，需要被彌補，被超越。如孔子回答什麼是仁，說“愛人”。就道德境界來看，這已經蠻高的了，但還沒有上升到靈性境界，就是說，沒有提升到你要盡心、盡意、盡性、盡力愛上帝的境界。
在孔子所說的這一切上超越，我們就可以說耶穌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我們心靈的眼睛若看見了耶穌基督，我們就是看見了上帝。
[编辑] 提要
1. 如何看待孔子，在華人基督徒中有不同的見解。 2. 我們需要的是回到孔子對“天”的看法上，否定孔子思想中的謬誤，汲取他思想中的精華，並彌補其不足。
[编辑] 注釋
注一：王長新，《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多倫多，1997年，第226頁。 注二：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莊，1996年，第482頁。 注三：何世明，《基督教與儒學對談》，，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1986年。 注四：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152頁。 注五：孔漢思（Hans Kung），《中國宗教與基督教》，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第245頁。
[编辑] 福音有什麼用？
[编辑] 一本書中的故事
關山寫的《一路奔走——傾聽當代中國底層最真實的聲音》這本書，我是在飛機上讀的，沒料到，這一讀，就放不下去了，直到飛機著路。當天晚上的佈道會上，我就以書中的一個故事作為開頭。這故事取自一位帶中國人去外國旅遊的導遊小姐的口述：（她的一個朋友帶一些人公費去歐洲五國旅遊，那些人見上埃非爾鐵塔不許插隊，就說：“一個爛鐵塔有什麼好看的？不看了！”第二天去盧浮宮看蒙娜麗莎像時，嫌人多擠不進去，就說，“這個爛婆娘有什麼看的？”不看了。後來他們看到了坐在車裏攬客的法國妓女），卻“打開車門就坐進去談價，然後就走了。第二天回來，在車上就開始交流了，導遊聽不懂他們的方言，看他們有那麼大的反響，於是就問他們：“你們在談什麼？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服務的不好？”他們的領導說了一段很經典的話：“你們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有什麼問題拿出來大家一起討論嘛！想當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們中國的時候，侮辱了我們多少中國婦女，現在我們到了法國，我們也侮辱了法國婦女，為什麼不能大聲的說？”我們的導遊說： “人家是沒有出錢，可你是出了一千美金的”。（第114-115頁）
另一個故事是海南某歌舞廳的一位坐台小姐講的：“我們不是坐台小姐，我們是獵人，我們是狩獵的；歌舞廳也不是歌舞廳，它只是一片叢林……我們晚上來上班，就是來狩獵。客人來了，在我們眼裏他們根本就不是人，他們只是叢林裏邊形形色色的動物而已。”（第22頁）據這個歌舞廳的某樂手觀察：“真正自己掏腰包到歌舞廳來玩的，只限於一些中低檔歌舞廳，大酒店的客人走的時候，十個有八九個都是要開發票的。”（第23頁）
這本書可以幫助基督徒深思：中國目前最深刻的危機是什麼？很簡單，是靈性危機、精神危機。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信仰危機真的是愈演愈烈了。
[编辑] 人叛逆了上帝
美國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在他所寫的《克里姆林宮的鐘聲》一書中，記錄了他作為“基督徒友好使團”的一員，於九一年訪問解體前的蘇聯的見聞。在訪問期間，他親耳聽到了克格勃（KGB）的負責人引用了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一段話（“我們是有能力悔改的，而不是僅僅考慮悔改，這是我們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之後說：“人民必須歸回正確的信仰。沒有這樣真誠的悔改，政治問題還是不能解決”。（注一）
某記者說：“我們曾經是一個有法制的國家，一個有宗教信仰的社會，但在七十年間全被毀掉了。我們的靈魂被吸乾了。真理被摧毀了，到最後，那就是我們剛經歷過的，甚至共產主義的道德都被摧毀了。”（注二）
早在八三年，索爾仁尼琴就在指出，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就聽到老人分析了俄國陷入災難深淵的原因：“人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索氏花了五十年的時間來研究這場吞噬了六千萬俄國人性命的大災難，他最後也只能用那句話來總結一切災難的根源。索氏還說：“在我看來，當今基督教是唯一能夠在精神上醫治俄國的強大力量。”（注三）
“人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李永成牧師在“譯者序”中，講到他和翻譯這本書的六位年輕人（五位來自大陸）翻譯此書時的信念和盼望：無論科技如何發展，無論經濟如何發達，離開了上帝，我們的國家就沒有真正強大的希望；盼中國基督徒不但關心天國福音的拓展，而且也關心地上民族國家的困境；願更多的同胞能夠信靠上帝，提升民族的氣質，願更多的領導人醒悟，意識到唯有遵行上帝的教導，才能國泰民安。
[编辑] 福音是好消息
大陸著名學者李澤厚曾經把“實用理性”作為中國人智慧的重要特徵，如將處理人際關係放在思考的首要地位，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好歷史，以服務于現實生活，保持現有的有機系統的和諧穩定為目標，等等。（注四）
華人聽了福音後經常問一句話：信耶穌有什麼用？或者：信主有什麼好處？許多知識份子則問：基督教對中國有什麼用？或者，基督教能救中國嗎？兩者都是“實用理性”這同一民族心理的不同表現。
面對這一國情，中國基督教史中曾有兩種典型的反應：一是把基督教當成了救中國的工具，把福音變成了“社會福音”；一是以為福音只是救個人靈魂的，與天下興亡毫無關係。這當然也與歐美基督教界的傳繼有關。而主張前者的大都是自由派，他們造成了“大背叛”，往往忽略了福音使命；主張後者的都是福音派，他們導致了“大逆轉”，往往忽略了社會責任。
近半個世紀後，福音派對福音與社會責任的關係作了深刻的反省，〈洛桑宣言〉明確指出，“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與，同為基督徒的責任”。在這個前提下，面對著“福音能給中國帶來什麼”這個疑問，基督徒應當理直氣壯地宣告：
第一，福音能為人權奠定根本基礎，因為聖經告訴世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他有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尊嚴、價值和權利；
第二，福音能為民主政治制度的實現提供精神準備，因為沒有一個人是神，也不能被當成神來對待，對於執政者的權力必須加以限制；
第三，福音能為法治的實施奠定心理的基礎，因為人是罪人，並且他一直是站在神面前的。要想神不知，唯有己莫為。
第四，福音能為社會的經濟建設提供基本的工作倫理和工作態度，在自己的工作中榮耀上帝。
第五，福音能為發展科學提供精神動力，科學的最高目標就是認識上帝所創造的宇宙及其規律；
第六，福音能幫助公民出於自覺自願而遵守道德；
第七，福音能在社會中造就一群有信念，有道德，有愛心、奉公守法，榮神益人的“基督徒君子”。
這樣傳福音有聖經根據嗎？斯托得寫了一本書來討論它，書名叫《當代基督教與社會》，其中一節就是“社會關懷的聖經根據”。我們也可以引用兩段聖經為證：“我是公義的上帝，又是救主”（《賽》45：21）。主耶穌傳福音時也“周流四方，行善事”（《徒》10：38）。
毫無疑問，在地上絕對不可能實現天國，但基督徒卻不能因此而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他必須奉耶穌的名向世界挑戰，恰如美國大佈道家查理‧芬尼（Charles Finney）所宣告的那樣：“教會的大業就是改革世界……，基督教的職責，意味著立志以改善全世界為己任”。（注五）
[编辑] 提要
1. 中國目前最深刻的危機是靈性危機、精神危機，人不信上帝，就是造成這一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 2. 基督教在中國社會重建的過程中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因為基督教的職責，意味著立志以改善全世界為己任
[编辑] 注釋
注一：楊腓力（Philip Yancey），《克里姆林宮的鐘聲》，校園書房出版社，臺北，2002年，第61頁 注二，注三：同上引，第83頁；第158-159頁。 注四：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306頁。 注五：轉引自斯托得（John Stott），《當代基督教與社會》，校園書房出版社，臺北，1994年，第21頁
[编辑] 到什麼山唱什麼歌
[编辑] 不變與萬變
到什麼山唱什麼歌，這句老話似乎有投機取巧、隨波逐流、看風使舵等等的嫌疑。其實，就看人怎麼理解了。它也可以理解為：如果你要唱歌，並且盼望聽眾為之喝彩，而不是喝倒彩，那你首先就得瞭解你的聽眾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為那些一輩子聽慣了並且也只聽過河北梆子的農村老大娘老大爺唱義大利歌劇，哪怕你是帕瓦羅諦，或者羅諦帕瓦，老百姓也不買你的帳。不是你的歌喉不好，而是你上錯了山，看錯了山中人。
表演、講話和寫文章，都要看對象。傳福音也不例外，尤其是一對一時。你得知道聽你話的是什麼人，他有什麼需要，他需要什麼。這好像是句廢話，其實不然。前者說的是他們覺得自己需要什麼，後者強調的是他們實際上真正需要的是什麼，這二者可以重疊，也可以背離。
不管到什麼山都要唱歌，而且只是唱歌，不是朗誦詩，不是唸話劇道白，也不是說相聲，這是不變；但到什麼山唱什麼歌，可以不同，這是變。傳福音也如此，得以不變應萬變。
不變的是聖經，是福音，是耶穌是主，從使徒時代到如今，一直如此。用保羅的話來說，就是“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位，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一個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個，洗禮只有一種。”（《弗》4：4-6引自《新譯本》）換言之，只有一個福音。
但時代卻一直在變化，人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今之人不同于古之人，今之事異于古之事，更何況還有中外之不同，種族之不同，男女之不同，上下之不同，階層之不同，文化之不同，個性之不同，種種不同，萬物皆變，一切都在變易流動之中。
當然，這種變與不變的區分也是相對的，比如說，只有一位聖靈，這的確是不變的，但我們對聖靈的理解和認識卻在變化之中。同樣，人雖然在變化中，他也有不變的，如人作為被創造者的有限性，這點是不變的，他就是再突破自己的有限，也還是陷在一個有限之中，並且面對的是更大的有限。
[编辑] 福音能滿足人什麼需要
毫無疑問，傳福音中若想應萬變，首先並且最重要的是掌握不變，好好地掌握聖經中的基本真理。先取個虛心的態度，好好學上帝賜給歷代聖徒所看到的亮光，同時注意避免重複前人的錯誤。黑格爾（Georg Hegel）曾經說過：他從歷史中學習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人們從來就不能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刻薄？是有點，可也入骨三分。
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應萬變。
對萬變若能應對自如，首先得知道有何千變萬化。也就是說，我到的是什麼山，山裏有幾個廟，廟裏住的是和尚還是老道，他是在唸經還是在睡覺。換言之，對那個山，你不能遠遠望去，不識此山有何真面目。
基督徒必須研究、認識當代人的需要。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不同的人的有不同的需要，傳福音時不能千篇一律，而應當對症下藥，不然，下錯了藥，不僅不能救命，反而容易傷命，害命。
福音能滿足人的需要，這沒有錯，問題是滿足什麼樣的需要。與朋友們談福音，要抓住兩頭，一頭是聖經，耶穌，一頭是朋友的需要。朋友們的需要就是一個基本的接觸點，只有站在這個接觸點上，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才能有探討問題的共同前提。
就一般的需要而論，人有飲食男女的需要，有接納與被接納，信賴與被信賴，愛與被愛的需要，有發揮自己才能的需要，有造就自己人格的需要，等等。毫無疑問，這些需要是絕大多數人都需要的，但就一個具體的朋友來說，我們要瞭解他當前最突出的需要是什麼？費爾巴哈有句名言：住在茅屋裏的人，與住在宮殿中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比如，向受過高等教育的學人傳福音，他們常常問進化論的問題，而偷渡來美國的華人，他最關心的首先是身份問題，是在哪裏能找個便宜的地方住，哪裏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人的需要不一樣，就決定了接觸點不同。
年齡也是研究需要的一個分類標準，不同年齡的人，主導地位的需要往往不同，一個剛剛拿到博士學問的人，你跟他講死後往哪裏去，他認為那可遠了，他當下考慮的是如何大展身手，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人過中年，則常常遇到中年危機，如何度過這危機，則成了當務之急。
還有一點就是從中國人普遍重視的問題出發，比如，才到美國，人生地不熟的，如何適應美國的文化？還有婚姻問題和子女教育的問題，如何能好夫妻天長地久？基督教能給出一個美好的答案，讓耶穌成為你們一家之主。中國的父母大都望子成龍，盼女成鳳，又希望孩子能成為一個好人，這，只有靠基督信仰才能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走在神為人開出的正路上。
當然，也可以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及靈性生活這三方面的需要著眼。當代人，特別是有文化的人，最愛講什麼寂寞啊，孤獨啊，無聊啊，空虛啊，或者患上了什麼抑鬱症，這大都是精神上和靈性上有病了，病得還不輕，還是慢性病。因此，該吃藥的，基督徒除了勸他繼續吃藥外，還要告訴他一個至為貴重的秘方：這最好的良藥就是主耶穌基督。再加上一句：心病總得用心藥治嘛。
無論人的具體需要是什麼，我們都應當看到：在一個個具體需要的背後，是對愛的需要，對理解與接納的需要，對尊嚴和生命的需要。耶穌就在人的這些需要中向基督徒呼喚，呼喚我們能付出來自主的愛，滿足主的心願。
無論一個人的具體需要有多少，基督徒都應當能敏銳地看到，他最深刻的需要是靈性的需要，他最大的需要是對主的需要。 聖經包含了滿足人一切需要的真理，因此，我們可以用神的不同的話，開出不同的藥方。但更重要的是，無論哪一條真理，都與耶穌是主這一核心真理緊密聯繫、不可分割，都能把人引導到耶穌是主這個核心真理上。所以，我們絕不能離開核心真理而孤立地談論一個具體的真理。
一個人的獨特需要，是基督徒向這一個人傳福音的起點，而不是終點。我們不能永遠停止在起點上而不繼續前進。這樣，到什麼山唱什麼歌還必須加上另一句話，到什麼時候唱什麼歌。一直到把朋友們帶到主的面前，心口如一地認信耶穌是主。
[编辑] 提要
1. 傳福音中若想應萬變，首先並且最重要的是掌握不變，好好地掌握聖經中的基本真理。 2. 但同時，基督徒必需認識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一樣，就決定了接觸點的不同。而在一個個具體需要背後的最大需要，是對主的需要。
[编辑] 多一點中國味
[编辑] 千萬別洋味十足
多年前還沒信主耶穌時，我也時常去教堂，聽講道，聽佈道，有時聽進去了，有時聽不進去。聽不進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道講得實在是太洋味十足了，內容不去說它了，單說這形式，就令我不舒服。比喻，一講到例子，就統統都是西方人的故事，好像中國就沒出過什麼基督徒似的，就連引用格言，也只有西方的，沒有東方的。要不是看著講道的人長的的確是東方臉，說的也是中文，還真以為這是一個西方人在對著一群西方人講道呢？
多年來，國人一直把基督教視為“洋教”，這自然有偏見，不必細說，但是，反省我們基督徒自己，難道就沒有我們的原因嗎？我們對西方教會的一切都照抄照搬，弄得教會洋味十足，天長日久，連自己也搞不明白了，到底什麼是基督教的根本內容，到底什麼是基督教的外在形式，什麼是不變的，什麼是可變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得承認，基督教是從外國傳到中國本土的，絕對不可能沒有洋味，也就是說，在基督教中包含了中國文化中從來沒有的新信仰，新思想，新概念，新的宗教儀式，而最重要的，是一位炎黃子孫從來沒聽說也不認識的救主耶穌基督，一本中國人從來沒有讀過的經——聖經。如果基督教一點洋味也沒有了，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土特產，那麼，大概也就不是什麼基督教了。
但耶穌基督的信仰若能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那麼，就絕對不能洋味十足，必須有本土味，中國味，有鄉土氣息，讓中國人一聽到就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或者說，是上帝向我們中國人說話，並且，這話說得令我們感到親切，熟悉，有一種回到家裏的感覺。
在傳福音中，這一點尤其重要，鄉土味，這是我們縮短與朋友們的精神距離的粘合劑。我們應當重視這種粘合劑，並且善於使用它。
[编辑] 鄉情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這句俗語突出地反映了中國人是多麼重視鄉土觀念。就更大的範圍來說，中國人都是一家人，都是老鄉。
在傳福音中，我們要認親，即在思想上感情上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至少要認同那十三億大陸人，是我的骨肉同胞。不論我們離開了故鄉多久，不論我們是在大陸出生長大的，還是在臺灣、香港、東南亞，甚至美國出生的，也不論我們在國籍上屬於哪國的國民，我們都要在心理和感情上認同我們是一家人。
這種認同，就是濃郁的鄉情。
《耶利米書》中記載了先知的話，“因我百姓的損傷，我也受了損傷。我哀痛，驚惶將我抓住。在基利豈沒有乳香呢？在那裏豈沒有醫生呢？我百姓為何不得痊愈呢？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耶》8：21至9：1）而保羅則說：“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哀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詛咒，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9：2-3）
耶利米和保羅都是聖徒，聖徒有真情，且是大悲大喜之情，於此可見一斑。
這種感情上認同我百姓、我弟兄、我骨肉之親，更強烈地激發了聖徒傳福音，宣講上帝的話的信心和勇氣。我們不必以這種感情上的認同為恥，為狹隘，反而，我們要祈禱上帝，讓我們牢記我還有許多骨肉之親沒有得救，他們還在黑暗中徘徊流浪。我們應當像那首歌唱的那樣：給我一顆中國心，一顆中國心，每當我在寄居地歌唱，想到你就哭了。
我們若不認親，別人常常就不認同我們所傳講的信息。
[编辑] 鄉音
鄉音說的是家鄉話。近幾年出外佈道，常有人在會議結束後對我說，聽了你的東北口音，我感到真親切。這就是鄉音本意的注解。但我在這裏說的鄉音，是轉借，意思是說在我們傳福音中，我們所說的話應當儘量地增加中國的氣息。
第一：我們要善用我們的祖宗所發現的一切真理，並把它們運用到我們的講章文章和講話之中。中華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化之一，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祖宗發現了許多真理，這是不容否認的，並且，有的真理至今仍然散發出真理的光輝，這也是不容否認的。問題就在於能不能把它們融會到我們的信仰中。我認為是可以的。因為耶穌基督就是真理，是真理的化身，是真理的來源，也是衡量真理的標準。一切真理都來自上帝，來自主耶穌基督，即使一個人還不認識上帝，他也是在上帝的光照下發現上帝所命定的真理的。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有許多的話可講。舉個例子來說，當我們傳講主耶穌的話：“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 7：12）我們也可以談孔子對“仁”的定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確認自己是人，就必須承認別人也是人；肯定自己有立與達的願望，就要承認別人也有同樣的願望。再如我們講到“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6：14-15）時，我們就可以適當地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印證，也可以說是注解。
第二，要善於提取中華文化中所包含的豐富的人生智慧。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有的認為有，我們不必參入這個爭論，但爭論的雙方都承認，中國的古人把他們的智慧主要用在了探索人生上，可以稱為人生哲學或人生智慧。這許多的智慧可以與《箴言》中所包含的智慧相比美，相輝映，如知足者長樂，如得饒人處且饒人，如知行合一，如天人和諧，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如反者道之動，如君子和而不同，等等。
我們只要認真思考，並作提取，剝離，提純的工作，也就是在複雜的中國文化中，首先去發現那些至今還有生命力的思想，並且把他們從舊的思想體系中剝離出來，然後，用來自上帝的真理將其提純，從而幫助中國人更加容易地走向耶穌。
第三，要盡力使用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文化因素，特別是那些美的文化因素。在中國的哲學、詩詞、戲曲、民間故事和傳說中，在中國的歷史故事中，有許多寶藏等待我們基督徒去認識，並借用它們來幫助我們的骨肉同胞認識耶穌基督。
有兩個例子為證，一次我們教會的王牧師講孝敬之道，他引用了大畫家鄭板橋的一句話，說是像你照料孩子那樣照料父母，就是孝敬了。非常生動，一下子人們就記住了。還有一次是我在一本書中看到周聯華牧師解釋“道成肉身”這四個字，他用的是“上帝下凡”來解釋，“下凡”這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一個觀念，用它來幫助理解“道成肉身”，這可以說是一個妙字。
至於中華文化中所包含的美的文化因素，可以說是隨手可得，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不是對追求信仰的最佳描述嗎？如劃地為牢，作繭自縛，不是非常形象地表明了人固守在舊的世界觀中所造成的生存困境嗎？
當然了，講話要合乎中文的習慣，把句子說得短一點，加一點中國的故事，使用一下中國的成語和詩句，等等，這一切，都可以增加我們所傳講的信息的中國味道。而我們所作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把人帶到耶穌面前，使他們心悅誠服地承認耶穌是主。
[编辑] 提要
1. 要切忌把福音搞得洋味十足。 2. 在思想上感情上認同大陸人是我的骨肉同胞，這是增加中國味的關鍵。 3. 在傳福音中，我們要善用我們祖宗所發現的一切真理，善用中華文化中所包含的豐富人生智慧，善用中華文化中所蘊藏的美的文化因素。=
